228事件下的悲情城市
悲情城市，一部描寫台灣最動盪年代的電影，一個台灣人不能不知道的歷史教訓。反觀2006年的台灣，少了戒嚴時代的恐懼，卻也多了民主自由帶來的紛擾。悲情城市是我好幾年前看得片子，在前些日子剛好有機會再次觀賞，有了些感觸也希望推薦給朋友，才寫下這篇文章，有些資料是特地去找來，也希望大家對這段歷史有了解。
看到近幾年的台灣政治亂象、社會亂象、政商勾結、貪污官僚、被分化的族群對立、媒體過度綜藝﹒﹒﹒等等。看到民主時代帶來的民主自由，也帶來了不少副作用，回看過去的年代﹒﹒﹒歷史似乎不段再重複傷害和教訓﹒﹒﹒我們該反省﹖﹖我們該檢討﹖﹖正確答案只有讓歷史去評斷﹒﹒﹒
電影在侯孝賢的手中，是忠實的記錄工具，他一直在努力記錄台灣某個階段，某個狀況下的生活層面。這種記述的企圖在"悲情城市"格外明顯。四十年代的台灣歷史，對台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是擺脫日本政治思想文化統治真正成為"台灣"的轉折。侯孝賢的處理，客觀中滲透著同情，審慎的態度從不掩蓋其清晰的觀點。《悲情城市》不啻?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過去自傳式、童稚或慘綠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已經飛越了內向的世界，明顯地外化?更複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的沈思。尤?難得的是侯孝賢貫徹全片蘊藉的細緻筆觸，沒有半點控訴的乖張狂暴，其喑啞的弦歌中，似浪濤洶湧，是一陣接一陣抑制不住的歷史悲慟。令人難過的是面對歷史錯誤時，那份不可換回的沮喪和椎心刺骨的悔意。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政權，在九份的林家四兄弟，老大文雄繼承父業做流氓，老二文龍被日本徵調到南洋打仗一去不回，老三文良從南洋回來卻發瘋了，老四文清因為耳聾不必當兵以攝影為業。台灣光復後，台灣的知識分子本來對中國政權尚抱有美麗的想像，但以陳儀為首的台灣政府在政策失當及貪汙舞弊下造成物價飆漲、民心浮動，1947年2月27日 警察因查緝私煙而打死一婦人，28日爆發二二八事件，本省外省族群互相廝殺，政府並對本省精英一路抓一路殺，文清和友人寬榮亦受牽連，文清被捕入獄，後雖放回，但其他朋友卻被殺。
後文清與寬榮妹寬美結婚，育有一子，並暗中資助寬榮的地下組織，不料仍被發現，文清被捕，文良病勢加重，文雄亦在與上海人的衝突中被射殺，整個城市似乎悲情不止……。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在描述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
故事中的主角，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女人與聾子來擔任。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牽連，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
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
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例如：文清的攝影、文雄的咆嘯、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陳儀的廣播。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政治的批判，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不管是對病人、哥哥、文清，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被迫不語（小時發生意外）、被迫發言（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悲情、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寬美的角色則是一種救贖，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動盪的年代，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
由於政府在統禦上，沿襲在大陸時期官商勾結的體制，為了維護特定族群的利益，便以犧牲台灣居民作為統治的穩固性，以殖民者自居，知識份子在受228壓迫之餘，部份轉往深山從事地下活動，結局是大部份遭逮捕。臺灣是無根之城，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本省人卻沒有了祖國。%26quot;樽前皆是異鄉人%26quot;，他們同病，卻並不相憐，二·二八起義也好，運動也罷，只看到互相殺戮：當權的外省人有秩序的屠殺，底層的本省人便原始性的還擊，以眼還眼、以血還血。而遠鏡頭或背景景深處，我們只看見倒下去的是人。大地上的血淌在一塊了，用侯孝賢的冷靜去看，不是不悲，只不知?誰，該?誰還是這個時代大哭一場。 記得文清第一次下獄，獄警呼兩個獄友開庭，文清茫然坐在鐵窗下，畫外傳來兩聲槍響，接著獄警呼"林文清開庭%26quot;--如此驚心動魄，不想鏡頭一切，卻看到阿祿師一家在吃飯，再切，文清坐在牆邊--這段戲簡直讓人歎服。越發覺得在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中，普通人原來是如此渺小，命運如浮萍，莫論何去何從，就是生死也根本無法預測。這樣來看，文清最後生死未卜，我們也只能低歎一聲了。 梁朝偉以眼神、肢體語言的表現方式，都突顯出在這個無聲世界下深沈的悲情。
生存，有時因?一種信念。如片中一位?信念而死的人勉勵後代的話：尊嚴地活。寥寥幾個字，卻沈重得無法托起。尊嚴地活，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啊。寬榮和山裏的同道，文清和獄裏的夥伴，甚至大哥文雄，也是?自己的尊嚴而死。對大家來說。尊嚴地活著或者死去，一樣感人。 然而，民主、自由、幸福是多少黑頭髮年輕人振衣而起迎頸而上換來的。可是家國夢太深太重，多少人都填不滿填不平。 個人的世俗生活與大時代的理想纏在一起，分不清誰書寫誰誰影響誰，誰又更珍貴一些，卻都是悲涼。
當寬榮死訊傳來時，寬美故作平靜地繼續 ，餵孩子，最後終於忍不住扶住文清胳膊抽泣，沒有語言。事實上後半部分文清和寬美的戲很少臺詞，但是靜默裏有內容，不覺得蒼白無力，反倒無聲的悲涼更動人心，更有力量。一切至樂、至痛原來都是如此靜靜地、淡淡地在生命中流過，而人生最深的烙印，並非個人情事，而是歷史和政治燙過的瘡疤。即便是文清、寬美這般溫柔敦厚、與世無爭的人，也無法倖免，風暴來時，每一個平凡的人都無法倖免。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頹，與寬美敘述丈夫被捕的信函，為二二八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大屠殺」，作了更廣而深遠的見證。 《悲情城市》重新提及二二八的這段歷史，在要求觀眾感傷與紀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難者之後，能以寬容的心遺忘這些不幸。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關懷有另外一個提醒，提醒觀眾在思考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時，千萬記得國家應當是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
《悲情城市》片中一開始，從新生兒的呱呱墜地，以及新店開張，可以看出充滿希望（新生兒取名為光明）與歡愉的氣氛；然而片中最後卻以一個長鏡頭從門縫中拍著林家所剩的成員的用餐場面，人數日漸稀少，最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似乎在對親人的等待中，以及現實生活的悲情下，生活還是沿續下去……。 侯孝賢在此片中，並未涉及到是非好壞的評判，而是留待觀眾自我的判定。導演用淡化的手法將辛酸的歷史故事，以較為清淡的手法處理，這卻提供觀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而不是只有悲憤、怒吼與血腥的暴力衝突。
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故事中的主角，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女人與聾子來擔任。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牽連，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例如：文清的攝影、文雄的咆嘯、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陳儀的廣播。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政治的批判，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不管是對病人、哥哥、文清，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被迫不語（小時發生意外）、被迫發言（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悲情、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寬美的角色則是一種救贖，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動盪的年代，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1945年的台灣「光復」，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一次「統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 其主要癥結， 在於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差距太大、體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以說是由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抗拒的循環過程。 從文化的意義看，二二八事件是一場文化衝突。但是，若從統治的觀點看，則是一場「官逼民反」、「民反官壓」的輪迴，以悲劇收場的二二八事件，為台灣的住民烙下了一個深刻的胎記。台灣人的性格中，顯現出比過去更加卑屈的奴性；而在另一方面，卻又產生對政治的恐懼感。二二八事件對人性、政治、社會、經濟等綜合影響。
228事件事件導火線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專賣局（即煙酒專賣局，事件後改稱公賣局）接到密報，謂淡水有走私火柴、捲煙情事，乃派傅○通等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警察前往查緝，但在淡水僅查穫私煙五箱。又據密報，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附近。下午七時三十分當查緝員抵達現場時，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一位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遂將其全部公私煙及現金悉數沒收。林江邁苦苦哀求說：「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造的香煙還給我吧……。」但查緝員不予理會，當時圍觀民眾很多，紛紛加入求情行列，林江邁情急，抱住查緝員不放，卻遭查緝員以槍管打破頭而鮮血直流。目睹此景的群眾轉趨悲憤，高喊「還給香煙」…等語。查緝員見狀欲速離開，群眾卻緊追不捨。查緝員傅○通為求脫身而開槍示警，不幸誤中當時在自宅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年約二十歲，次日身亡），查緝員輾轉躲至警察總局，激憤的民眾搗毀其卡車玻璃，並將卡車推倒於路旁，要求交出兇手槍斃。專賣局業務委員會李常務委員與業務會楊組長聞報，於九時許前往現場處裡，表示將會懲辦查緝員，惟民眾仍要求交出肇事者。李、楊兩人不得已乃將查緝員六人送往憲兵隊看管。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罷市，聚眾遊行，先至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搗毀所內玻璃、物品，圍打派出所主?，煄A隨後衝入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之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四人，致死一人，並將局內物品財物拋至街上焚燒，十二時許，民眾擁向南門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未果，乃轉往長官公署，約下午一時許，遊行群眾約四、五百人，以鑼鼓為前陣，沿街呼口號，聲勢浩大。公署廣場前早已調派士兵駐守，衝突一觸即發，不久，槍聲響起，有士兵向群眾開槍射擊，造成傷亡，此即公署衛兵開槍事件，也是局勢惡化之關鍵所在。下午二時許，民眾齊聚中山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隨後進佔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次日，全台各地知悉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亂事乃逐漸蔓延全省，而懲兇要求也升高為政治抗爭行動。群眾湧專賣局台北分局， 要求交出兇手。因誤認緝煙員警而圍毆警員、搗毀分局。上千名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請願，在廣場前突遭公署樓上機槍 掃射，當場死傷數人。 台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赴公署陳情。 公署長官陳儀宣佈台北市實施戒嚴，武裝憲警巡邏全市，開槍掃射市民。群眾再包圍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與軍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並怒及外省人。二二八事件擴展為全島性歷史事件，波及社會各階層人員，各種抗爭與衝突範圍擴及全台各地。從台灣北端到南端，從東到西，乃至澎湖地區亦不能免，影響既深且廣，其中又以台北、基隆、台中、嘉義、高雄地區影響最大。要塞部隊為配合蔣軍登陸而進行「肅清」街頭工作，以長達 兩日密集且持續的火網在街上無特定目標地用步槍和機槍密 集射擊，以恫嚇市民。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憲兵營由福州抵基隆，3月8 日上岸開 始屠殺。3.06 彭孟緝高雄大屠殺。3.08 彭孟緝入屏東屠城。 3.11 蔣軍入南市進行屠殺。 3.12 蔣軍入嘉義進行屠殺。 3.13 蔣軍入宜蘭進行屠殺。 3.14 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武力鎮壓與清鄉綏靖工作，大致可分為武力掃蕩和清鄉兩大重點。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期迅速，除在中部地區由謝雪紅在台中組的「二七部隊」之殘部尚有一些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惟各綏靖分區部隊在執行武力掃蕩之時，確有報復行為，致有民眾無辜傷亡、嫌犯未經審判即就地槍決等情事發生。就當時在台兵力觀之，事件前駐台之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與工兵營、三個要塞守備大隊之總兵力僅五、二五一人，不足擔任台北之防戍任務。武力鎮壓，尚無實力。 三月八日 以後，國民政府軍隊陸續開抵基隆，情勢丕變。 三月十日 ，陳儀發佈戒嚴令，綏靖工作全面展開。十五日，國軍往埔里方面推進，縮小包圍圈。「二七部隊」因對外兩條交通要道均遭封鎖，聯絡不便，情勢甚為不利，乃決定派遣陳明忠擔任突襲隊長，兵分三路，夜襲日月潭方面的國軍。另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一小隊扼守烏牛湳橋，以防腹背受敵。突襲隊與國軍四三六團第二營第四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被迫向水裡坑撤退，但該部隊也傷亡慘重，且彈藥亦快告罄。十六日，國軍四三六團第二、三營部分兵力，又與扼守烏牛湳橋的黃金島小隊發生激戰，戰鬥一開始，該小隊由於佔地利之便，曾重創國軍，造成重大傷亡。旋因火力遠不及國軍，作戰經驗也有所不足，乃漸處於劣勢，被國軍火網所包圍，不得已乃由黃金島率一名隊員突破國軍的火力封鎖線，奔回「二七部隊」本部求援。同日晚上，「二七部隊」以武器彈藥無法補給，又兩面受敵，無法與他處部眾聯絡，難以繼續支撐下去，乃決定化整為零，或往嘉義小梅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深夜十一時，隊員各自埋藏武器後，即宣告解散。十九日起，陳篡地為作持久游擊戰，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陳氏並號召各地響應者，潛藏深山，實施一年的作戰計畫。二十日，二十一師以該殘部潛伏山地為慮，再派四三六團第八連進攻小梅附近，激戰數小時，終使其不支逃逸。但直至 五月十六日 ，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解除戒嚴，結束清鄉，警備總部亦將各綏靖區改為警備區時，陳篡地殘部仍在小梅、樟湖等地進行游擊戰。軍事鎮壓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各地隨即展開清鄉，其主要目的為：收繳散失之武器、肅清叛亂首要份子、清查戶口辦理切結、辦理盲從附合者自首自新等。清鄉原係政府為維持社會秩序、恢復治安必要的措施，但執行手段頗有可議之處。當時挨家挨戶搜捕嫌犯，使得許多事件參與者走投無路，已收懲治效果。但執行行為的偏激，或羅織入罪，或藉端報復，或勒索敲詐等不一而足，實已超過維護治安、防患犯罪之必要。「清鄉」使本省籍人士人人自危，其所造成的傷害使許多人在事件數十年之後仍無法忘懷。
228事件後續
228平反運動在1987年由民間發動，至1995年之後，政府逐步宣布同意道歉、賠償、建碑、設紀念日、調查真相，至今可說已經卓然有成。今天，228受難者不再是恥辱的記號，而是台灣人民致敬的對象。隨著228禁忌解除而來的，是威權政治的崩解、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然而醫治228所帶來的社會傷痛，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現階段的228關懷的主軸，我想應該是做好復和的功課，才能進一步提升台灣文化的內涵。「和平」是228平反運動中的重要觀念，更是基督教界關懷228的關鍵字。長老教會率先投入這項運動，一直以「和平與公義」為關懷行動的主軸。國語教會方面的回應較遲緩，行動的主要宣稱圍繞著「和平與寬恕」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和平」是兩者的公約數，事實上228平反運動最開始的主題就是「和平」，但是「一種和平、各自表述」，對「和平」和內涵的不同理解，走出了不同的關懷形態。不過，由於「和平」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存在，而有殊途同歸的可能性，讓人看到復和的盼望。以下我想重新來看基督教界初期參與228平反運動的幾種形態，以此來作一些反省，並提出現階段行動的期待。公義和平日與建碑長老教會的228關懷行動，是在整個民主運動的脈絡中，與台灣意識強烈的人士一起推動的。1987年陳永興和鄭南榕率先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立下的宗旨是：「紀念228事件，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並訂立2月28日為和平日」，長老教會響應這個運動，於1988年將228這天訂為「公義和平日」。1989年，全國第一座228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籌備過程充滿政治壓力，連做板模都沒有人敢提供地方，是由嘉義西門基督長老教會提供場地，並由教會人士經營的營造廠承包工程。破土的時候，當時的嘉義中會副議長黃智鴻將一本聖經安放在碑基中， ，表明：「一個社會的公義與和平，是建造在上帝的話語上。」碑文由西門教會盧俊義牧師執筆，引用馬太福音5章9節：「促進和平的人多麼有福啊；上帝要稱他們為兒女。」以及彌迦書4章3-4節：「他要解決民族間的糾紛，排解列強的爭端。他們要把刀劍鑄成犁頭，把鎗矛打成鐮刀。國際間不再有戰爭，也不再整軍備戰。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園中，在無花果樹下，享受太平；沒有人會使他們恐懼。」在政治氣氛還很緊張的時代所建造的第一座228紀念碑，有教會人士的大力參與，破土儀式是基督教式的，碑上刻了聖經的話，落成的儀式也從作禮拜開始，意義非凡。此事彰顯出長老教會認同本土的精神、追求公義的決心。教會人士在人人恐懼的時刻勇敢站出來承擔，也獲得肯定與讚揚。碑文上的和平訴求，則標誌出基督徒關心228的基本立場，也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願望。向受難者及家屬致歉1990年2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正式發表「對228受難者及家屬的道歉」公開函：「1947年2月28日發生台灣歷史上最殘酷的政治屠殺事件，數以萬計的同胞及社會菁英慘遭殺害或被捕入獄。懾於執政者長期恐怖的戒嚴統治，除極少數傳教師及信徒個別對受難者及家屬付予關懷外，整體教會並未給予受難者及家屬應有的聲援及溫暖……我們的愛心誠然不足，無以勝過懼怕，為此，我們要向228事件全體受難者及家屬表示歉疚，並懇求上帝憐憫寬恕。今後，我們將積極關懷228事件受難者及家屬，以完成十字架復和的使命，並嚴重抗議國民黨政府四十多年來對228事件所表現漠然卸責的態度，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應向受難者及家屬誠心道歉，同時做必要之賠償……使公義與和平早日實現於台灣。」長老教會一方面要求政府為228道歉，一方面自己先示範道歉。這是非常有信仰內涵的行動。不過，這篇道歉文最主要的不僅是道歉，還特別告白教會要與受難者站在同一立場、向政府要求平反。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長老教會強調復和的前提是公義的彰顯，而公義的實現乃是透過政府的道歉、賠償等平反動作來達成。美中不足之處在於，這篇道歉文的內容顯示出對歷史事實認識的粗疏。該文一開始就說：「1947年2月28日發生台灣歷史上最殘酷的政治屠殺事件」，這個說法會引起誤會。2月28日到3月8日之間發生的是台灣人民反抗陳儀政府的暴力行動，雖然是因為長官公署鎮壓請願民眾而起，但是比較多的暴力出現在台灣人攻擊公賣局等機關、追打被懷疑是公務人員者。儘管有這種情況，這些暴力行為無論如何稱不上是屠殺。從該文的立場和文脈看來，應該是把國民黨軍隊鎮壓反抗民眾的3月屠殺，誤為發生在2月28當天。3月9日以後國府軍隊從基隆上岸，開始展開清鄉屠殺和逮捕，才是以軍隊對付百姓的殘酷鎮壓。對228事件的來龍去脈，在當時並不難找到資料來了解，在撰寫這麼重要的文件時，在行文上或事實理解上出這樣的問題，實在非常可惜。
歷史的紀錄
1947 1 9。天花開始在台中與高雄兩地流行。 1944-1945年 1947 1 9。國府陳儀政府宣布，台灣的土地稅提高百分之三十，引起很大民怨。 1947 1 9。台北學生一萬多人，響應大陸學生的『反美抗暴運動』。 1947年 1947 1 10。國府陳儀政府宣布，新憲法不能適用於台灣，否定台灣人自治權利。 1947 1 12。國府陳儀政府宣布，將裁減20％機關員工，用來安插新統治者人員。 1947 1 13。國府陳儀政府在台灣接收350萬箱火柴，運往中國牟利，造成火柴荒。 1947 1 15。絕跡多年的天花，又開始流行，陳儀政府教育處發布種牛痘的公報。 1947 1 16。絕跡多年的霍亂，又開始流行，陳儀政府衛生局編定預防注射表。 1947 1 16。天花由台中、高雄兩地傳染到嘉義、屏東。 1947 1 20。霍亂流行猖獗，由南部蔓延到北部後，開始波及台東與新港。 1947 1 23。國府陳儀政府揮霍無度，台灣銀行開始大量發行千元、萬元本票。 1947 1 29。台幣膨脹情形惡化，陳儀政府暫行停止內地公務人員和商業的匯款。 1947 2 1。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地主及糧商開座談會要求共同抑制米價。 1947 2 1。國府糧食局拋售五萬噸米。 1947 2 1。國府陳儀政府宣布，拍賣沒收日產的政策。台灣人民的抗議無效。 1947 2 1。國府陳儀政府以每噸1200元徵收台灣石炭，再以一萬元轉賣到上海。 1947 2 2。米價哄抬，民間組織台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散發傳單抗議。 1947 2 3。台北松人停車場司機和檢票員，遭二十餘名士兵毆打，公車員工罷工。 1947 2 4。全島米價下落，金、布類、美金卻大幅上升。 1947 2 5。國府將米穀大量運往中國，造成台灣米價由每斤1元暴漲為42元。 1947 2 6。國府公布徵收所得稅、營業稅等中央稅法處理辦法。仍沿用日本舊制。 1947 2 7。國府下令嚴厲管制糧食售價，糧戶糧商存糧定期限價出售。 1947 2 8。國府調漲電費一倍。 1947 2 11。金融業休業，台北市金價 一兩 突破台幣42000元，食糧持續昂貴。 1947 2 12。國府禁止黃金、外幣買賣，黃金黑市突破五萬元，糧價越來越貴。 1947 2 12。人民導報報導︰高雄地區米價高昂，多次發現僵斃路上之餓莩。 1947 2 13。台北市數千位民眾遊行示威，高呼︰我們要米糧，我們要吃飯！ 1947 2 14。國府行政長官陳儀發表物價管制的緊急措施。 1947 2 15。國府宣布全省鐵路開始免除糧食搬運費至三月底。 1947 2 15。國府行政院長官公署派遣特派員至各地勸告大糧戶上納餘糧。 1947 2 15。國民政府宣布本年度徵兵自四月開始。 1947 2 15。國府公布貨物輸出入限制辦法。 1947 2 15。國府陳儀政府隱瞞事實，粉飾太平，召開記者會否認通貨澎脹。 1947 2 17。國府在台北市實施米配給。 1947 2 18。中華日報報導︰專賣局總局及各分局，均曾在接收時有舞弊情事。 1947 2 18。國府陳儀政府計畫標售日產房屋，租用住民散發傳單抗議。 1947 2 19。國府財政處長嚴家淦從上海回台，出席經濟座談會。 1947 2 20。國府嚴家淦從央行貸款991億元法幣，台幣與法幣的兌換率1:35。 1947 2 24。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公布不限制石油與救濟物資的輸入。 1947 2 25。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制頒通行稅徵收辦法。 1947 2 25。國府取消茶葉輸出的禁止令。 1947 2 25。國府陳儀政府實施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反而使民生經濟益形凋敝。 1947 2 25。國府軍人在花蓮縣強行佔用一輛巴士，司機憤而將巴士開離公路墜海。 1947 2 26。國府開始在全島強制推行國語運動。 1947 2 26。美國糧食調查團一行七人，來台調查砂糖及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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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城市，一部描寫台灣最動盪年代的電影，一個台灣人不能不知道的歷史教訓。反觀2006年的台灣，少了戒嚴時代的恐懼，卻也多了民主自由帶來的紛擾。悲情城市是我好幾年前看得片子，在前些日子剛好有機會再次觀賞，有了些感觸也希望推薦給朋友，才寫下這篇文章，有些資料是特地去找來，也希望大家對這段歷史有了解。
看到近幾年的台灣政治亂象、社會亂象、政商勾結、貪污官僚、被分化的族群對立、媒體過度綜藝﹒﹒﹒等等。看到民主時代帶來的民主自由，也帶來了不少副作用，回看過去的年代﹒﹒﹒歷史似乎不段再重複傷害和教訓﹒﹒﹒我們該反省﹖﹖我們該檢討﹖﹖正確答案只有讓歷史去評斷﹒﹒﹒
電影在侯孝賢的手中，是忠實的記錄工具，他一直在努力記錄台灣某個階段，某個狀況下的生活層面。這種記述的企圖在"悲情城市"格外明顯。四十年代的台灣歷史，對台灣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是擺脫日本政治思想文化統治真正成為"台灣"的轉折。侯孝賢的處理，客觀中滲透著同情，審慎的態度從不掩蓋其清晰的觀點。《悲情城市》不啻?侯孝賢創作系列中一個極關鍵性的突破。過去自傳式、童稚或慘綠少年的深邃悲愁與懷鄉情韻，已經飛越了內向的世界，明顯地外化?更複雜的歷史與個人命運的沈思。尤?難得的是侯孝賢貫徹全片蘊藉的細緻筆觸，沒有半點控訴的乖張狂暴，其喑啞的弦歌中，似浪濤洶湧，是一陣接一陣抑制不住的歷史悲慟。令人難過的是面對歷史錯誤時，那份不可換回的沮喪和椎心刺骨的悔意。
1945年台灣回歸中國政權，在九份的林家四兄弟，老大文雄繼承父業做流氓，老二文龍被日本徵調到南洋打仗一去不回，老三文良從南洋回來卻發瘋了，老四文清因為耳聾不必當兵以攝影為業。台灣光復後，台灣的知識分子本來對中國政權尚抱有美麗的想像，但以陳儀為首的台灣政府在政策失當及貪汙舞弊下造成物價飆漲、民心浮動，1947年2月27日 警察因查緝私煙而打死一婦人，28日爆發二二八事件，本省外省族群互相廝殺，政府並對本省精英一路抓一路殺，文清和友人寬榮亦受牽連，文清被捕入獄，後雖放回，但其他朋友卻被殺。
後文清與寬榮妹寬美結婚，育有一子，並暗中資助寬榮的地下組織，不料仍被發現，文清被捕，文良病勢加重，文雄亦在與上海人的衝突中被射殺，整個城市似乎悲情不止……。
《悲情城市》一片主要是在描述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
故事中的主角，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女人與聾子來擔任。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牽連，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
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
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例如：文清的攝影、文雄的咆嘯、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陳儀的廣播。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政治的批判，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不管是對病人、哥哥、文清，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被迫不語（小時發生意外）、被迫發言（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悲情、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寬美的角色則是一種救贖，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動盪的年代，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
由於政府在統禦上，沿襲在大陸時期官商勾結的體制，為了維護特定族群的利益，便以犧牲台灣居民作為統治的穩固性，以殖民者自居，知識份子在受228壓迫之餘，部份轉往深山從事地下活動，結局是大部份遭逮捕。臺灣是無根之城，外省人永遠喪失了故鄉，本省人卻沒有了祖國。%26quot;樽前皆是異鄉人%26quot;，他們同病，卻並不相憐，二·二八起義也好，運動也罷，只看到互相殺戮：當權的外省人有秩序的屠殺，底層的本省人便原始性的還擊，以眼還眼、以血還血。而遠鏡頭或背景景深處，我們只看見倒下去的是人。大地上的血淌在一塊了，用侯孝賢的冷靜去看，不是不悲，只不知?誰，該?誰還是這個時代大哭一場。 記得文清第一次下獄，獄警呼兩個獄友開庭，文清茫然坐在鐵窗下，畫外傳來兩聲槍響，接著獄警呼"林文清開庭%26quot;--如此驚心動魄，不想鏡頭一切，卻看到阿祿師一家在吃飯，再切，文清坐在牆邊--這段戲簡直讓人歎服。越發覺得在政治運動的驚濤駭浪中，普通人原來是如此渺小，命運如浮萍，莫論何去何從，就是生死也根本無法預測。這樣來看，文清最後生死未卜，我們也只能低歎一聲了。 梁朝偉以眼神、肢體語言的表現方式，都突顯出在這個無聲世界下深沈的悲情。
生存，有時因?一種信念。如片中一位?信念而死的人勉勵後代的話：尊嚴地活。寥寥幾個字，卻沈重得無法托起。尊嚴地活，要付出怎樣的代價啊。寬榮和山裏的同道，文清和獄裏的夥伴，甚至大哥文雄，也是?自己的尊嚴而死。對大家來說。尊嚴地活著或者死去，一樣感人。 然而，民主、自由、幸福是多少黑頭髮年輕人振衣而起迎頸而上換來的。可是家國夢太深太重，多少人都填不滿填不平。 個人的世俗生活與大時代的理想纏在一起，分不清誰書寫誰誰影響誰，誰又更珍貴一些，卻都是悲涼。
當寬榮死訊傳來時，寬美故作平靜地繼續 ，餵孩子，最後終於忍不住扶住文清胳膊抽泣，沒有語言。事實上後半部分文清和寬美的戲很少臺詞，但是靜默裏有內容，不覺得蒼白無力，反倒無聲的悲涼更動人心，更有力量。一切至樂、至痛原來都是如此靜靜地、淡淡地在生命中流過，而人生最深的烙印，並非個人情事，而是歷史和政治燙過的瘡疤。即便是文清、寬美這般溫柔敦厚、與世無爭的人，也無法倖免，風暴來時，每一個平凡的人都無法倖免。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頹，與寬美敘述丈夫被捕的信函，為二二八對當時的台灣社會所造成的「大屠殺」，作了更廣而深遠的見證。 《悲情城市》重新提及二二八的這段歷史，在要求觀眾感傷與紀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難者之後，能以寬容的心遺忘這些不幸。侯孝賢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關懷有另外一個提醒，提醒觀眾在思考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時，千萬記得國家應當是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
《悲情城市》片中一開始，從新生兒的呱呱墜地，以及新店開張，可以看出充滿希望（新生兒取名為光明）與歡愉的氣氛；然而片中最後卻以一個長鏡頭從門縫中拍著林家所剩的成員的用餐場面，人數日漸稀少，最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似乎在對親人的等待中，以及現實生活的悲情下，生活還是沿續下去……。 侯孝賢在此片中，並未涉及到是非好壞的評判，而是留待觀眾自我的判定。導演用淡化的手法將辛酸的歷史故事，以較為清淡的手法處理，這卻提供觀眾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二八事件，而不是只有悲憤、怒吼與血腥的暴力衝突。
一九四五年台灣脫離日本統治，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定都台北的這段歷史，透過劇中李天祿一家的遭遇，來訴說台灣光復後初期的社會情況與人民的生活樣貌，這當中便包括了二二八事件。而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該片對於台灣的國家屬性所造成的認同危機更是作了深刻的呈現。也訴說著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統治勢力的轉變與政治環境的變遷。故事中的主角，巧妙的由二位政治的邊緣人物--女人與聾子來擔任。是侯孝賢在處理這種悲情的、血腥的歷史事件的風格，這些政治領域中的邊緣人物，雖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積極參與者，然而這樣無心於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領域以外的家庭主婦也好，或是言語不便的殘障者也好，都受到二二八事件的迫害、牽連，比起滿場屠殺血腥的畫面，這樣再現一段過去的歷史，自然有其作者的主觀風格在裡頭。也許作者是希冀藉由這段歷史事件的再現，讓觀眾有更多的反思與寬容的胸襟。主角文清被設計成一個聾啞人，片中唯一聽到文清講話的一幕是在火車上本省人追打外省人，文清被懷疑是外省人，他才用吃力的台語說：「我是台灣人。」，似乎隱喻了台灣人在台灣光復初期的國族身分認同困難，在無路可去的情況下才苦澀地說出「我是台灣人」──那個眾人欺、眾人騎、無人疼的台灣人。就以男主角文清（梁朝偉）而言，他所代表的意涵，確是整個敢怒不敢言、不能言甚至是說了也沒有人在意的威權體制下的民眾。相較於悲片中的眾男人，例如：文清的攝影、文雄的咆嘯、台灣知識分子的評議與感嘆、陳儀的廣播。寬美重視自己以及家人在大時局中的不幸遭遇勝過對歷史、政治的批判，她的角色總是在付出，不管是對病人、哥哥、文清，言語間總是在替人擔心，，寬美這個角色相較於文清被設計成台灣人悲情的代表：被迫不語（小時發生意外）、被迫發言（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才說出我是台灣人）、悲情、最後隱默於歷史而下落不明……。寬美的角色則是一種救贖，似乎告訴著我們在這樣一個充滿仇恨、動盪的年代，寬美的寬容最能渡過這一切……。
一九四七年二月廿七日傍晚﹐專賣局台北分局緝私員傅學通等六人在台北市太平通(今延平北路)一帶查緝私煙﹐查獲中年寡婦林江邁於天馬茶房前(地址在今延平北路與南京西路交叉口附近)販賣私煙﹐查緝員欲沒收林婦煙攤的香煙及身上的金錢﹐林婦不讓他們沒收﹐苦苦哀求﹐查緝員以槍管敲打林婦頭部﹐致林婦頭部出血暈倒﹐圍觀的民眾群情激憤﹐向查緝員理論抗議﹐查緝員一邊奔逃﹐一邊向民眾開槍﹐不幸擊中一名旁觀的市民陳文溪(延至隔天不治死亡)。民眾更加氣憤﹐包圍警局和憲兵隊﹐要求交出肇禍的人法辦﹐但沒有結果。1945年的台灣「光復」，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一次「統一」。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 其主要癥結， 在於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的差距太大、體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以說是由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抗拒的循環過程。 從文化的意義看，二二八事件是一場文化衝突。但是，若從統治的觀點看，則是一場「官逼民反」、「民反官壓」的輪迴，以悲劇收場的二二八事件，為台灣的住民烙下了一個深刻的胎記。台灣人的性格中，顯現出比過去更加卑屈的奴性；而在另一方面，卻又產生對政治的恐懼感。二二八事件對人性、政治、社會、經濟等綜合影響。
228事件事件導火線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專賣局（即煙酒專賣局，事件後改稱公賣局）接到密報，謂淡水有走私火柴、捲煙情事，乃派傅○通等六名查緝員，會同警察大隊所派四名警察前往查緝，但在淡水僅查穫私煙五箱。又據密報，走私貨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太平町，今之延平北路）附近。下午七時三十分當查緝員抵達現場時，私販早已逃散，僅查獲一位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遂將其全部公私煙及現金悉數沒收。林江邁苦苦哀求說：「如果全部沒收的話我就沒飯吃了，至少把錢和專賣局製造的香煙還給我吧……。」但查緝員不予理會，當時圍觀民眾很多，紛紛加入求情行列，林江邁情急，抱住查緝員不放，卻遭查緝員以槍管打破頭而鮮血直流。目睹此景的群眾轉趨悲憤，高喊「還給香煙」…等語。查緝員見狀欲速離開，群眾卻緊追不捨。查緝員傅○通為求脫身而開槍示警，不幸誤中當時在自宅樓下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年約二十歲，次日身亡），查緝員輾轉躲至警察總局，激憤的民眾搗毀其卡車玻璃，並將卡車推倒於路旁，要求交出兇手槍斃。專賣局業務委員會李常務委員與業務會楊組長聞報，於九時許前往現場處裡，表示將會懲辦查緝員，惟民眾仍要求交出肇事者。李、楊兩人不得已乃將查緝員六人送往憲兵隊看管。二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罷市，聚眾遊行，先至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搗毀所內玻璃、物品，圍打派出所主?，煄A隨後衝入位於本町（今重慶南路）之專賣局台北分局，毆傷四人，致死一人，並將局內物品財物拋至街上焚燒，十二時許，民眾擁向南門專賣局總局要求懲兇未果，乃轉往長官公署，約下午一時許，遊行群眾約四、五百人，以鑼鼓為前陣，沿街呼口號，聲勢浩大。公署廣場前早已調派士兵駐守，衝突一觸即發，不久，槍聲響起，有士兵向群眾開槍射擊，造成傷亡，此即公署衛兵開槍事件，也是局勢惡化之關鍵所在。下午二時許，民眾齊聚中山公園（今二二八紀念公園）隨後進佔台灣廣播電台向全省廣播，次日，全台各地知悉台北發生「二二八事件」，亂事乃逐漸蔓延全省，而懲兇要求也升高為政治抗爭行動。群眾湧專賣局台北分局， 要求交出兇手。因誤認緝煙員警而圍毆警員、搗毀分局。上千名群眾前往長官公署請願，在廣場前突遭公署樓上機槍 掃射，當場死傷數人。 台北市參議會召開緊急會議，並邀請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共赴公署陳情。 公署長官陳儀宣佈台北市實施戒嚴，武裝憲警巡邏全市，開槍掃射市民。群眾再包圍專賣總局、鐵路警察署、交通局等，與軍警發生衝突，群情激憤並怒及外省人。二二八事件擴展為全島性歷史事件，波及社會各階層人員，各種抗爭與衝突範圍擴及全台各地。從台灣北端到南端，從東到西，乃至澎湖地區亦不能免，影響既深且廣，其中又以台北、基隆、台中、嘉義、高雄地區影響最大。要塞部隊為配合蔣軍登陸而進行「肅清」街頭工作，以長達 兩日密集且持續的火網在街上無特定目標地用步槍和機槍密 集射擊，以恫嚇市民。下午「閩台監察使」楊亮功率憲兵營由福州抵基隆，3月8 日上岸開 始屠殺。3.06 彭孟緝高雄大屠殺。3.08 彭孟緝入屏東屠城。 3.11 蔣軍入南市進行屠殺。 3.12 蔣軍入嘉義進行屠殺。 3.13 蔣軍入宜蘭進行屠殺。 3.14 即日開始肅奸工作，進入綏靖階段。武力鎮壓與清鄉綏靖工作，大致可分為武力掃蕩和清鄉兩大重點。掃蕩之進行遠較預期迅速，除在中部地區由謝雪紅在台中組的「二七部隊」之殘部尚有一些抵抗外，其他各地幾無戰鬥發生。惟各綏靖分區部隊在執行武力掃蕩之時，確有報復行為，致有民眾無辜傷亡、嫌犯未經審判即就地槍決等情事發生。就當時在台兵力觀之，事件前駐台之整編二十一師獨立團與工兵營、三個要塞守備大隊之總兵力僅五、二五一人，不足擔任台北之防戍任務。武力鎮壓，尚無實力。 三月八日 以後，國民政府軍隊陸續開抵基隆，情勢丕變。 三月十日 ，陳儀發佈戒嚴令，綏靖工作全面展開。十五日，國軍往埔里方面推進，縮小包圍圈。「二七部隊」因對外兩條交通要道均遭封鎖，聯絡不便，情勢甚為不利，乃決定派遣陳明忠擔任突襲隊長，兵分三路，夜襲日月潭方面的國軍。另以警備隊長黃金島率一小隊扼守烏牛湳橋，以防腹背受敵。突襲隊與國軍四三六團第二營第四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被迫向水裡坑撤退，但該部隊也傷亡慘重，且彈藥亦快告罄。十六日，國軍四三六團第二、三營部分兵力，又與扼守烏牛湳橋的黃金島小隊發生激戰，戰鬥一開始，該小隊由於佔地利之便，曾重創國軍，造成重大傷亡。旋因火力遠不及國軍，作戰經驗也有所不足，乃漸處於劣勢，被國軍火網所包圍，不得已乃由黃金島率一名隊員突破國軍的火力封鎖線，奔回「二七部隊」本部求援。同日晚上，「二七部隊」以武器彈藥無法補給，又兩面受敵，無法與他處部眾聯絡，難以繼續支撐下去，乃決定化整為零，或往嘉義小梅參加陳篡地的游擊隊，或各自回家。深夜十一時，隊員各自埋藏武器後，即宣告解散。十九日起，陳篡地為作持久游擊戰，陸續向山地撤退，並將所有武器彈藥及附近村民之糧食、牛車等悉數帶走，陳氏並號召各地響應者，潛藏深山，實施一年的作戰計畫。二十日，二十一師以該殘部潛伏山地為慮，再派四三六團第八連進攻小梅附近，激戰數小時，終使其不支逃逸。但直至 五月十六日 ，魏道明就任台灣省主席，解除戒嚴，結束清鄉，警備總部亦將各綏靖區改為警備區時，陳篡地殘部仍在小梅、樟湖等地進行游擊戰。軍事鎮壓工作告一段落之後，各地隨即展開清鄉，其主要目的為：收繳散失之武器、肅清叛亂首要份子、清查戶口辦理切結、辦理盲從附合者自首自新等。清鄉原係政府為維持社會秩序、恢復治安必要的措施，但執行手段頗有可議之處。當時挨家挨戶搜捕嫌犯，使得許多事件參與者走投無路，已收懲治效果。但執行行為的偏激，或羅織入罪，或藉端報復，或勒索敲詐等不一而足，實已超過維護治安、防患犯罪之必要。「清鄉」使本省籍人士人人自危，其所造成的傷害使許多人在事件數十年之後仍無法忘懷。
228事件後續
228平反運動在1987年由民間發動，至1995年之後，政府逐步宣布同意道歉、賠償、建碑、設紀念日、調查真相，至今可說已經卓然有成。今天，228受難者不再是恥辱的記號，而是台灣人民致敬的對象。隨著228禁忌解除而來的，是威權政治的崩解、白色恐怖時代的結束。然而醫治228所帶來的社會傷痛，還有許多工作要做。現階段的228關懷的主軸，我想應該是做好復和的功課，才能進一步提升台灣文化的內涵。「和平」是228平反運動中的重要觀念，更是基督教界關懷228的關鍵字。長老教會率先投入這項運動，一直以「和平與公義」為關懷行動的主軸。國語教會方面的回應較遲緩，行動的主要宣稱圍繞著「和平與寬恕」的主題。我們可以看到「和平」是兩者的公約數，事實上228平反運動最開始的主題就是「和平」，但是「一種和平、各自表述」，對「和平」和內涵的不同理解，走出了不同的關懷形態。不過，由於「和平」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存在，而有殊途同歸的可能性，讓人看到復和的盼望。以下我想重新來看基督教界初期參與228平反運動的幾種形態，以此來作一些反省，並提出現階段行動的期待。公義和平日與建碑長老教會的228關懷行動，是在整個民主運動的脈絡中，與台灣意識強烈的人士一起推動的。1987年陳永興和鄭南榕率先成立「228和平日促進會」，立下的宗旨是：「紀念228事件，促成公布真相、平反冤屈，並訂立2月28日為和平日」，長老教會響應這個運動，於1988年將228這天訂為「公義和平日」。1989年，全國第一座228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籌備過程充滿政治壓力，連做板模都沒有人敢提供地方，是由嘉義西門基督長老教會提供場地，並由教會人士經營的營造廠承包工程。破土的時候，當時的嘉義中會副議長黃智鴻將一本聖經安放在碑基中， ，表明：「一個社會的公義與和平，是建造在上帝的話語上。」碑文由西門教會盧俊義牧師執筆，引用馬太福音5章9節：「促進和平的人多麼有福啊；上帝要稱他們為兒女。」以及彌迦書4章3-4節：「他要解決民族間的糾紛，排解列強的爭端。他們要把刀劍鑄成犁頭，把鎗矛打成鐮刀。國際間不再有戰爭，也不再整軍備戰。人人都要在自己的葡萄園中，在無花果樹下，享受太平；沒有人會使他們恐懼。」在政治氣氛還很緊張的時代所建造的第一座228紀念碑，有教會人士的大力參與，破土儀式是基督教式的，碑上刻了聖經的話，落成的儀式也從作禮拜開始，意義非凡。此事彰顯出長老教會認同本土的精神、追求公義的決心。教會人士在人人恐懼的時刻勇敢站出來承擔，也獲得肯定與讚揚。碑文上的和平訴求，則標誌出基督徒關心228的基本立場，也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願望。向受難者及家屬致歉1990年2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正式發表「對228受難者及家屬的道歉」公開函：「1947年2月28日發生台灣歷史上最殘酷的政治屠殺事件，數以萬計的同胞及社會菁英慘遭殺害或被捕入獄。懾於執政者長期恐怖的戒嚴統治，除極少數傳教師及信徒個別對受難者及家屬付予關懷外，整體教會並未給予受難者及家屬應有的聲援及溫暖……我們的愛心誠然不足，無以勝過懼怕，為此，我們要向228事件全體受難者及家屬表示歉疚，並懇求上帝憐憫寬恕。今後，我們將積極關懷228事件受難者及家屬，以完成十字架復和的使命，並嚴重抗議國民黨政府四十多年來對228事件所表現漠然卸責的態度，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應向受難者及家屬誠心道歉，同時做必要之賠償……使公義與和平早日實現於台灣。」長老教會一方面要求政府為228道歉，一方面自己先示範道歉。這是非常有信仰內涵的行動。不過，這篇道歉文最主要的不僅是道歉，還特別告白教會要與受難者站在同一立場、向政府要求平反。在此我們可以看出，長老教會強調復和的前提是公義的彰顯，而公義的實現乃是透過政府的道歉、賠償等平反動作來達成。美中不足之處在於，這篇道歉文的內容顯示出對歷史事實認識的粗疏。該文一開始就說：「1947年2月28日發生台灣歷史上最殘酷的政治屠殺事件」，這個說法會引起誤會。2月28日到3月8日之間發生的是台灣人民反抗陳儀政府的暴力行動，雖然是因為長官公署鎮壓請願民眾而起，但是比較多的暴力出現在台灣人攻擊公賣局等機關、追打被懷疑是公務人員者。儘管有這種情況，這些暴力行為無論如何稱不上是屠殺。從該文的立場和文脈看來，應該是把國民黨軍隊鎮壓反抗民眾的3月屠殺，誤為發生在2月28當天。3月9日以後國府軍隊從基隆上岸，開始展開清鄉屠殺和逮捕，才是以軍隊對付百姓的殘酷鎮壓。對228事件的來龍去脈，在當時並不難找到資料來了解，在撰寫這麼重要的文件時，在行文上或事實理解上出這樣的問題，實在非常可惜。
歷史的紀錄
1947 1 9。天花開始在台中與高雄兩地流行。 1944-1945年 1947 1 9。國府陳儀政府宣布，台灣的土地稅提高百分之三十，引起很大民怨。 1947 1 9。台北學生一萬多人，響應大陸學生的『反美抗暴運動』。 1947年 1947 1 10。國府陳儀政府宣布，新憲法不能適用於台灣，否定台灣人自治權利。 1947 1 12。國府陳儀政府宣布，將裁減20％機關員工，用來安插新統治者人員。 1947 1 13。國府陳儀政府在台灣接收350萬箱火柴，運往中國牟利，造成火柴荒。 1947 1 15。絕跡多年的天花，又開始流行，陳儀政府教育處發布種牛痘的公報。 1947 1 16。絕跡多年的霍亂，又開始流行，陳儀政府衛生局編定預防注射表。 1947 1 16。天花由台中、高雄兩地傳染到嘉義、屏東。 1947 1 20。霍亂流行猖獗，由南部蔓延到北部後，開始波及台東與新港。 1947 1 23。國府陳儀政府揮霍無度，台灣銀行開始大量發行千元、萬元本票。 1947 1 29。台幣膨脹情形惡化，陳儀政府暫行停止內地公務人員和商業的匯款。 1947 2 1。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地主及糧商開座談會要求共同抑制米價。 1947 2 1。國府糧食局拋售五萬噸米。 1947 2 1。國府陳儀政府宣布，拍賣沒收日產的政策。台灣人民的抗議無效。 1947 2 1。國府陳儀政府以每噸1200元徵收台灣石炭，再以一萬元轉賣到上海。 1947 2 2。米價哄抬，民間組織台灣民眾反對抬高米價行動團，散發傳單抗議。 1947 2 3。台北松人停車場司機和檢票員，遭二十餘名士兵毆打，公車員工罷工。 1947 2 4。全島米價下落，金、布類、美金卻大幅上升。 1947 2 5。國府將米穀大量運往中國，造成台灣米價由每斤1元暴漲為42元。 1947 2 6。國府公布徵收所得稅、營業稅等中央稅法處理辦法。仍沿用日本舊制。 1947 2 7。國府下令嚴厲管制糧食售價，糧戶糧商存糧定期限價出售。 1947 2 8。國府調漲電費一倍。 1947 2 11。金融業休業，台北市金價 一兩 突破台幣42000元，食糧持續昂貴。 1947 2 12。國府禁止黃金、外幣買賣，黃金黑市突破五萬元，糧價越來越貴。 1947 2 12。人民導報報導︰高雄地區米價高昂，多次發現僵斃路上之餓莩。 1947 2 13。台北市數千位民眾遊行示威，高呼︰我們要米糧，我們要吃飯！ 1947 2 14。國府行政長官陳儀發表物價管制的緊急措施。 1947 2 15。國府宣布全省鐵路開始免除糧食搬運費至三月底。 1947 2 15。國府行政院長官公署派遣特派員至各地勸告大糧戶上納餘糧。 1947 2 15。國民政府宣布本年度徵兵自四月開始。 1947 2 15。國府公布貨物輸出入限制辦法。 1947 2 15。國府陳儀政府隱瞞事實，粉飾太平，召開記者會否認通貨澎脹。 1947 2 17。國府在台北市實施米配給。 1947 2 18。中華日報報導︰專賣局總局及各分局，均曾在接收時有舞弊情事。 1947 2 18。國府陳儀政府計畫標售日產房屋，租用住民散發傳單抗議。 1947 2 19。國府財政處長嚴家淦從上海回台，出席經濟座談會。 1947 2 20。國府嚴家淦從央行貸款991億元法幣，台幣與法幣的兌換率1:35。 1947 2 24。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公布不限制石油與救濟物資的輸入。 1947 2 25。國府行政長官公署制頒通行稅徵收辦法。 1947 2 25。國府取消茶葉輸出的禁止令。 1947 2 25。國府陳儀政府實施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反而使民生經濟益形凋敝。 1947 2 25。國府軍人在花蓮縣強行佔用一輛巴士，司機憤而將巴士開離公路墜海。 1947 2 26。國府開始在全島強制推行國語運動。 1947 2 26。美國糧食調查團一行七人，來台調查砂糖及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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