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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004論高等教育
論高等教育%26nbsp; 丘成桐
不同的文化背景對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孔子的教誨對東方文化的影響至為深遠。他主張有教無類，在當時可說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六藝之中，除倫理道德(這些理念以孝悌忠義來建立社會的秩序)外，所教授的內容皆以實用為主。他並無刻意揭示對真和美的尋求，而天人和諧共處卻視為重要。
西方世界對高等教育的看法不同。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畢達哥拉斯學派，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歐幾裏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臘諸賢，當然還有基督文化的價值觀。
從歷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歐洲大學都濫觴于成立於12世紀末的巴黎大學(稍早的義大利波羅尼亞大學也有差不多的理念)。當時教育皆出於教會。大學裏講授的是神學、法律及醫學；文學部則傳授邏輯、物理、數學、天文、心理、倫理及政治等學問。而英國的名校，如牛津和劍橋，則直接由皇家督察，女王是所有大學的校長，而神學還是重要一環。
這些中古大學，它們有世界精神、超國界的性格，它們用同樣的語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師和學生可以自由地雲遊四方，論共通的書，談共同的問題。後來，因為拉丁語的死亡、宗教的分裂，這種精神才開始解體。
當時大學的任務，乃是傳授一套對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過是把它傳授給下一代。這種看法一直到了18世紀初才發生深刻變化。真理不再被視為既得的了，相反，它變成了被尋求的對象。而大學裏的教員，在講授古籍精要的同時，也開始教授學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西方的大學
英國的牛津與劍橋在七八百年的變遷中仍然保持了它們的古典風格。19世紀的牛津學者紐曼，認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養紳士的地方。所謂紳士，乃是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見識的文化人。
到了19世紀，德國的大學一枝獨秀，人才輩出。德國大學的任務，大體而言，有以下幾項：
通過嚴謹的教導，把文化知識中的瑰寶傳給下一代；為神職人員、法官、律師、醫師、中學教員和高級公職人員提供專職的訓練；開展科學研究；為獨立研究提供訓練。
德 國 教授的聲譽，端賴於在研究上的貢獻。德國著名哲學家弗裏德里希·泡爾森(Friedrich Paulson)這樣寫道：“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上課時侃侃而談，仿佛在座者都是學者教授。他們對這些聽眾將來只會從事實用性工作即中學教員工作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或者他們並非不知情，而是他們認為，為人師表者，所亟須的乃是真正學者的教育。”
德國大學的模式對美國近代大學的影響很大。德 國許多名 教授，其後都移居美國，在彼邦桃李滿門。雖然愛因斯坦從未在美國教書，但他的教育觀點與這些德 國 教授無異。讓我引用他於1952年10月5日 發表於《紐約時報》的這段話：
“只教授一門專門知識是不足夠的。因為如此，學者只會變成一台有用的機器，而非具備完整的人格。學者必須才德兼備，與美善為鄰。徒有專門知識，只不過像一頭訓練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學者必須瞭解人類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這樣才能在群體與社會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這些寶貴的經驗，只 能在與 老師日夕親炙時學到，並且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過度強調學術上的競爭，為了立竿見影而過早地專門化，兩者只會扼殺了整個文化賴以生存的精神，最後就連專門知識也不能發展了。”
美國的大學吸取了德國與英國大學的所長，美國學者佛蘭斯納在1930年就提出大學必須是個有機體，應當探討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藝世界的種種知識。他強調大學應該是時代的表徵，他不以為大學應該跟隨世界的風尚；但他也不認為大學應該是象牙塔，他認為大學應當嚴肅地、批評地把持一些長遠的價值意義。
1963年，加州大學校長柯爾(C. Kerr)寫了一本書《大學之功能》，指出當代大學必須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與活動，發揮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他提出將加州的大學分不同層次，除了現在的加州大學以外，還要有比較注重專業發展的大學。這種新的操作對整個美國的大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後，通訊工具的發展一日千里，實在非古人所能夢見。電話、飛機、互聯網等使世界大大地縮小了。全球化使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知識在人類各種活動中更顯重要。在這樣的形勢下，大學必須培養學生放眼世界，開放思想，循多種角度思考。大學也要有雅量去容納一些知名學者，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背景各異，他們會對大學作出卓越貢獻。
我們必須分清哪一類教育是社會要求的，而且是社會真正需要的。很多大學依從政府、工業界或捐款者的“市場需求”辦事。我認為大學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引領社會，它不應該在政府、企業或傳媒的驅使下迷失方向。
哈佛大學前任校長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2年在北大演講時，指出要花一段非常漫長的時間，才能估量一所大學對人類知識的貢獻。不僅如此，大學應該高瞻遠矚，誘導培育新的發明，發展可能影響深遠的思想，哪怕等到這些發明和思想開花結果，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日子，這便是美國大學深信不疑的理念。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它是行之卓有功效的。
古代之中國教育
在孔子之前，中國的教育概由官辦，目的是訓練貴族子弟治理國家。從孔子到秦始皇這段時期，求學之風大盛，教育以個別名師為中心。在名師門下就學者，成百上千。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貧富均具。孔子說過，只要能付束脩(學費)的，他都願意教導。
在這五百年間，諸學蜂起，百家爭鳴。我國的學術自由，思想創新，皆臻極致。與古希臘相比，誠然其精神及重點不同，但是其豐碩的成果與之相比，卻不遑多讓。
諸子百家的學說，有許多為秦漢所襲用。然而自始皇統一天下，政府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始皇焚書坑儒，便是最極端的例子。秦代回復東周以前呈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局面。
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韓非子：“民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武帝獨尊儒術，設立太學，培養儒生。有漢一代，太學曾有多達一萬多學生，占地廣袤。學生之中，亦不乏來自域外者。
這種教育體系，自漢末衰微，但復興于唐宋，其建制經歷朝至近代而不衰。
科舉制度則始於漢代。這種科舉制度有利於政府廣納良材，鄉鄙隴?有能之士，一朝中舉，即登廟堂。這種制度對維繫整個國家的大統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沒。
縱然如此，無論科舉或太學，其考核教授內容皆局限於朝廷認為有利於治國的科目，故此，要追求創新和抽象的思維並不容易。
與此平行共存者，另有一教育系統，由大儒或佛寺道觀所創立，學生門徒也不少。他們自發機杼，創門立派。但由於人手資源不足，學生知識面並不寬廣，但很多重要的哲學思想、科學成果都由他們得出。
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很多是在官方的機構進行的，這是因為主要的圖書典籍都保存在官方。從周朝以來，司馬遷寫史記，包括二十四史的寫作，基本上都得益於官方的典籍和官方的系統研究。除了史書以外，還有天文曆法(有欽天監)、農田水利(有大司農)等等。中國出名的兩個最重要的古代數學書籍——《九章算數》和《周髀算經》的寫作都是由官方完成的。另外，還有貴族和民間藏書引起的重要學術研究，舉例來講，有呂不韋、淮南王劉安等。著名的著作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考工記》等。
政府對學術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
現代之中國大學
到了19世紀末，中國傳統教育不足之處顯露無遺。而中國亦開始採取歐洲的教育體系。然而，傳統政教不分的陰影仍揮之不去。教育未能獨立於政治。中國大學仍然熱衷於把政治和學術掛?，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個政府部長為榮。
舉例來說，某名校百年慶典，其中政府高官雲集。它的大學手冊有如下的句子“大學建立之初，不僅是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而且是中國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
美國頂尖的學府同樣渴望其學生能當上未來政府的要員，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與此同時，它們還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標，在科學、文學藝術、工程和醫學上的創造發明，比培養官員更為重要。
時至今天，我國的大學確是為社會培養了不少人才。幾年前一位教育部負責人就曾對我說，在一段很短的時期，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就增加了五倍有餘。當然，“大量製造”大學生對社會的貢獻良多，但教育的素質卻有待改善。
當今有名的學府，大多草創於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許多政府要員也畢業于這些精英學府。這些學府大部分是國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國的基督教團體和庚子賠款基金所資助，如聖約翰大學和清華大學便是。
和美國的私立大學一樣，這些私立大學名聲卓越，學術自由風氣頗盛。抗日期間，名校如西南聯大和浙大皆在極度困乏的環境中作出一流的研究，培養出最優秀的學生。
究其因由，實在是由於自北往南顛沛流離，師生歷盡艱辛的同時，又得飽覽神州大地。是時我國有為日本侵略者滅族之虞，師生痛惜陸沈，故此奮進不已，思為我中華文化集薪傳火。雖然薪金低微，但他們努力不懈，諸子爭鳴。尤其重要的是，很多教授正當盛年，剛剛從歐洲或日本學成歸來。他們熱心將其所學傳授給學生的同時，也渴望尋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發現和創新的師生，還有什麼能阻礙他們創造頂級水準的研究呢？
解放前由於政局不穩，學術氣氛濃厚不再。很多出色的學生教授都離開了中國到美國去了。
解放初期，事事以蘇聯為師，高等教育亦不能倖免，於是局面大變。政府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控制甚嚴。比如說，為了把教授學者的地盤連根拔起，他們被分派到新的專科大學。以科學、文化和技術超卓的清華和浙大，都轉成工科大學。
文革的影響
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研究水準與西方比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文革”使這些進展付之一炬。
“文革”結束後，教授已感到韶華不再，他們膽顫心驚，不願意從事具有創造性的工作。
在“文革”期間成長的一代，並無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革”時，學生專注于人際關係多於學術成就。“文革”遺留下來的風氣手法，至今餘風仍在，尚未完全消失。
另外的困難是對大學的資助不足和對西方教育的理念認識不深。“文革”後遺的不安全感在大學中影響很大。現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國。大量優秀的年輕男女跑到美國學習，盛況空前。
當下國內年輕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來訪教授的賞識為榮。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討好這些來訪的教授。創新已經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標。
我想，無論是教授或學生，都要按他們的興趣去從事創造性的工作，這才是最重要的。
教授入息菲薄的情況，直到本世紀初尚是如此。過去十年經濟環境的改善無疑是最大的變化。年輕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畢業生也較願意考慮回國服務。但缺失還是不少。
中國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教育體系亟待解決的，有下列幾個問題。
首先，人才凋零，尤其缺少富有創造力的年輕學術領袖，他們可以激勵其他年輕教授和學生奮力向前。
其次，資助不足。中國對精英大學撥款的數目，比美國主要大學資金的十分之一還不及。
第三，評審制度不健全。當人才或資助不足時，同行評審制度便漏洞叢生。對以從事研究為主的教授而言，研究基金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從研究基金中取得的資助，往往比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資助，其結果不堪設想。由於這些基金掌握在國家，或更確切地，在一小部分院士和政府或大學行政人員手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絕，便形成錯綜複雜的學術界政治。
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嘗試用公正的準則來評比教授。為了公平行事，它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按論文的數量、SCI 引用的頻數等去為研究打分。最近，它甚至要求每所大學的教授填表去評估其他大學。這種做法既涉及大量文字工作，又使原本已夠複雜的政治關係更複雜。對要創造良好的研究環境而言，這種做法並不是健康的。
上述以數量為標準的評審制度，雖貌似客觀，但卻與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除了“有教無類”外，孔子還以為要“因材施教”，即因每個人的出身天賦氣質等進行個別教育。
如何鑒定“質”而非“量”，恐怕是現今中國教育的最大難題。我相信當政者都瞭解到現行的評審制度要加以改進。光是以量為判別標準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案。但是，如何去落實一種以質為基礎的評審方法非常困難。國內世界級的專家寥寥可數，更使這種評審方法無法服眾。
中國教育與學術機構往往以外人不瞭解中國國情為理由，拒絕讓他們參與同行評審制度。這種看法，完全無視科學不分國籍和種族的科學精神。不在前沿工作的科學家往往拿出評審制度乃是中國的事情，外人不得參與的口號作為擋箭牌。講到底，堅持這種說法的人，不外乎或是懼怕他們研究的細節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們對基金或學術事務上的影響力。
第四，人文培養的缺失。1951年在紐約倫理文化學會成立75年時，愛因斯坦寫信致賀。他在信裏說：“藝術的終極目標，乃是達善臻美，而科學的目標則稍為不同。誠然，瞭解人類極為重要，但是如果在這種瞭解中並沒包含與人共憂同喜的憐惜之心，它只是徒?空言。……當今政治局面令人畏懼的爭端，正是由於我們的文明忽略了這一點。沒有‘倫理文化’，人類永遠沒有救贖。”
借鑒歷史，我們該當知道成功之道，並且避免由社會和研究的種種劣行而導致的挫敗。關於古典文學的重要性，愛因斯坦在1952年時這樣說：
“那些唯讀報章和當代作家的代表作的人，依我看來，就像是自己是大近視卻又厭惡眼鏡。因為他從不看遠一點，聽多一點，故此他全為偏見和當下流行的事物所蒙蔽。一個人無論是多聰明，如果他從不放棄融匯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他只會是枯燥無味。
百年之間，只有少數人天資英明、思想超卓、品位獨特。他們的作品流傳下來，委實是人類最可貴的寶藏。
中國歷史上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年輕的一代必須學習品嘗。我們要建立一套道德標準，要培養一套為人類服務的情操，還要具有尊重理性，為尋求真理純美而探索東西哲學文學歷史的激情。學者的責任，乃是提供及帶領社會去賞識藝術及人文。
第五，開放性、普識性不夠。古時大學又稱“大講堂”，意指一個接待世界各地學者及學生的地方。
美國的大學自上世紀起就採用了一種開放政策，全球各地精英學者都歡迎來此交流學習。
“文革”結束後，中國也實施了開放政策，導致經濟上的飛躍進步。可惜這種開放政策在學術界並沒有得著，畢竟在學術界管事的都是上一輩的人，他們要看見四周都是國內學者，或者是自己的門人弟子，心裏才會踏實。
訪問中國大學的學者一年比一年多，但是進入大學的常規學生與美國相比數目還很低，對研讀理工科的學生而言尤其如此。
在當今大學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教授，其互動往往擦出火花，但在中國，這種作用並不多見。大部分學生對閱讀英文書籍仍然覺得彆扭，而西方的經典，無論是關於文學、哲學、科學還是工程的書籍，已被翻譯為中文的數量並不足夠。
現今時代通訊快捷，很大程度減輕了中國學者孤立的局面。舉例來說，現在要尋找諮詢或參考材料，就比過去容易多了。但過去二十年間形成了這樣的潮流：在網路上刊載的評論和文章以快為主，它們往往缺乏深度。人們沒有深思熟慮，就快快下了結論；思想還沒有醞釀成熟，便趕忙把文章上傳。網上的研究論文錯誤頻繁，正因為它們沒有經過審閱。
中國學者在有效地利用互聯網的同時，應該留意到它的缺失。
第六，研究與教學脫節。在一段長時間，在中國作研究的教授都認為他們唯一的任務乃是從事研究，對教學不屑一顧。其實教學相長，我覺得大學沒有要求每個教授必須教課，是愚不可及的。我認為適量的教學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學不只可以支援研究，而與年輕人相處的過程中，往往亦能迸發出新鮮的想法。
第七，資深學者行政任務繁重。由於官本位的思想作祟，當某學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後，最常見的獎勵便是將他提升為系主任或所長，不久之後更升遷為政府高層。這些出色的學者肩負行政重擔。
這些職責對大多數人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因為行政人員能從政府處得到不少好處，同時他們也擁有影響其他學者的能力。
但是，行政上的文山會海，上下級的送往迎來，都繁重得令人透不過氣。再者，政府還會定期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實在花去了不少時間。
由於這些學者往往是一個科研組的領導，為了獲得撥款資助，他們很難去拒絕這類任命。
在這樣緊張繁重的工作環境，很難想像這些學者仍能堅持其研究，發表具原創性的工作。
在很多方面，中國的大學都與前面提到的巴黎大學相似，所不同者，是某些官員和某些院士取代了教會的角色而已。縱然如此，中國的領導人還是熱切期望再花十年光景，中國學者就能獲得諾貝爾獎。
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必須看到獲諾貝爾獎的發現來自政府管理的研究極少，大部分發現都是科學家在無意中得之。要培養這樣的研究環境，就要科學家有充分的自由去選擇研究專案，就算他的研究理念和方向與眾人相異，也不橫加干涉。
可惜在今天中國的科研體系中，如果有如此特立獨行的教授，那他就連過普通日子都有困難。
可是中國確實有能力辦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就是典型的例子。
除了培養人才外，高等教育也須以獨立客觀的方法樹立道德的典範，尋求人類互惠並存的原則，揭開大自然的奧秘和抒發人類內心的感情。
故西南聯大結束時， 馮友蘭 先生指出“聯合大學以其相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宋儒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亦宜乎。
我的建議
第一，建立一套基於東西文化為基礎的世界文明。今日的西方文化發源於古代希臘、埃及、基督教及巴比倫等文化。而東方文化如印度、穆斯林、中國等文化亦同樣深厚，影響至?。它們歷史悠久，曾經風光一時。
這些文化的共存或融合，除了在經濟和政治上具有深遠影響外，對整個人類文明的貢獻難以估量。怎樣去透過相互的瞭解和從本身的價值出發，消弭當今不同文化間的衝突，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崇高任務。
佛教於西元1世紀傳入中土，到了宋明學者始能奠定儒教共存的基礎，其間花了上千年時間。中國文化具有容納其他文化的獨特性質。要建立一套放諸四海文化皆通的倫常體系非常重要。這個理想不單要靠哲學家，也須依靠各門學問的專家，比如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意見。
第二，透過科學和藝術使學生懂得欣賞自然的真與美。年輕學子要培養出對科學藝術中的基本問題的濃厚興趣。學術大師要被介紹到國內，而本土亦要培育出學術大師。這些學術界的領袖會指出正確的研究方向，找尋需要解決的適當問題。
第三，與社會互動。大學固然要為整個社會服務，但是，應該由大學本身去決定社會需要什麼，而非盲目地滿足社會的要求。不這樣做，大學便會淪為政府、軍方、工業界或捐款人的工具。
大學在支援技術開發當中，不應該從事具體的管理或成品的開發。在1990前後很多中國的大學曾嘗試這樣做，但都沒有成功。
嶄新的技術對基礎科學的幫助甚大，它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工具，另一方面又給基礎科學提出新的課題。反過來說，絕大部分技術方面的突破都來自基礎科學，中國的大學應該專注於發展跨越基本科學、工程技術、人文藝術等學科的綜合領域。
近代教育家往往因為大學太過偏重理論教學，實務教學不足，以為大學應當對產業界負責任，替產業界全面培養人才。下圖表是一個近代教育家對傳統和近代教育的一個比較。
我認為傳統大學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學習
在當下中國的研究型大學裏，傳統比現代大學的理念更為重要。我個人反對在研究型的大學裏將知識商業化，將知識商業化的後果對創新是不利的，社會不可能有大進步。
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在1921年開學時說：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達於學術獨立境界；人類生存世界貴有貢獻，必能盡力致用方不負一生歲月；學術獨立斯不難應用，學術愈精，應用愈廣。
葉校長這個演講值得工科大學借鑒。
第四，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乃是上述建議的前提，沒有學術自由，什麼都辦不了。
要有學術自由，就必須有院校自主。完全開放的、形態調控的大學在當前中國並不能一蹴而就，過於急躁、沒有計劃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的不安。
學術自由每每與其他形式的自由混淆。必須講清楚，這裏所說的是：建立一個環境，使創造性的思維變得可能。 蔡元培 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校長時，禮賢下士，在校園裏容納不同的聲音、相反的意見。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二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這是中國大學的黃金時期。
只有容許學術自由，學者的知性品格(intellectual integrity)才能受到尊重及保護。學者應當坦誠地追求知識，發掘新意，甚至犧牲個人的利益。當前，中國學者的知性品格仍有不少待改善的地方。
美國社會學者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在《十七世紀英倫的科學、技術及社會》一書中討論到清教徒的價值觀對17世紀英國科技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一個有意思的事實，那就是在當時68位皇家學會會員中，竟有48位清教徒。
我相信只要一位學者心無欲求，品格高尚，那他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往往得到成就。就如本人在哈佛的同事中，具清教徒精神的也大有人在。
第五，建立一個公平和合理的評審制。在20世紀，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湧入美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社會和美國大學提供了比其他國家更優厚的機會，使這些人才能夠發揮他們的所長。這個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評審制度。這個制度在中國是有機會達到的。30多年來中國體育的長足發展就是一個例子。撇開對體育成就的爭議，對學術成就公正、合理的評價卻影響整個民族前途，不可輕視。
第六，鼓勵激情和夢想。惟有激情的奮發，青年學者始能夠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邁進。要教育下一代確立崇高的志向。
學懂技術以謀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抱負和夢想。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比美國早了一步，給美國科學界和政界以極大的刺激。很多學者抱著極大決心要迎頭趕上，他們很快就達到第一個踏上月球的人類夢想。在這點上也可以看到政府鼓勵的重要性。
在上個世紀，由清華大學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及由南開正式成為大學，到西南聯大極盛時期，也不過是40年不到的光景，改革開放到今天也有30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內能夠重見當年西南聯大的風采，不單是一個西南聯大，也應該見到十個二十個西南聯大這樣的大學。
(本文由本報記者王丹紅根據作者2008年6月2日 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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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高等教育%26nbsp; 丘成桐
不同的文化背景對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孔子的教誨對東方文化的影響至為深遠。他主張有教無類，在當時可說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六藝之中，除倫理道德(這些理念以孝悌忠義來建立社會的秩序)外，所教授的內容皆以實用為主。他並無刻意揭示對真和美的尋求，而天人和諧共處卻視為重要。
西方世界對高等教育的看法不同。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畢達哥拉斯學派，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歐幾裏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臘諸賢，當然還有基督文化的價值觀。
從歷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歐洲大學都濫觴于成立於12世紀末的巴黎大學(稍早的義大利波羅尼亞大學也有差不多的理念)。當時教育皆出於教會。大學裏講授的是神學、法律及醫學；文學部則傳授邏輯、物理、數學、天文、心理、倫理及政治等學問。而英國的名校，如牛津和劍橋，則直接由皇家督察，女王是所有大學的校長，而神學還是重要一環。
這些中古大學，它們有世界精神、超國界的性格，它們用同樣的語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師和學生可以自由地雲遊四方，論共通的書，談共同的問題。後來，因為拉丁語的死亡、宗教的分裂，這種精神才開始解體。
當時大學的任務，乃是傳授一套對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過是把它傳授給下一代。這種看法一直到了18世紀初才發生深刻變化。真理不再被視為既得的了，相反，它變成了被尋求的對象。而大學裏的教員，在講授古籍精要的同時，也開始教授學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西方的大學
英國的牛津與劍橋在七八百年的變遷中仍然保持了它們的古典風格。19世紀的牛津學者紐曼，認為大學是一個提供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培養紳士的地方。所謂紳士，乃是指通達而有修養與見識的文化人。
到了19世紀，德國的大學一枝獨秀，人才輩出。德國大學的任務，大體而言，有以下幾項：
通過嚴謹的教導，把文化知識中的瑰寶傳給下一代；為神職人員、法官、律師、醫師、中學教員和高級公職人員提供專職的訓練；開展科學研究；為獨立研究提供訓練。
德 國 教授的聲譽，端賴於在研究上的貢獻。德國著名哲學家弗裏德里希·泡爾森(Friedrich Paulson)這樣寫道：“語言學家、歷史學家、數學家和物理學家上課時侃侃而談，仿佛在座者都是學者教授。他們對這些聽眾將來只會從事實用性工作即中學教員工作這一事實視而不見，或者他們並非不知情，而是他們認為，為人師表者，所亟須的乃是真正學者的教育。”
德國大學的模式對美國近代大學的影響很大。德 國許多名 教授，其後都移居美國，在彼邦桃李滿門。雖然愛因斯坦從未在美國教書，但他的教育觀點與這些德 國 教授無異。讓我引用他於1952年10月5日 發表於《紐約時報》的這段話：
“只教授一門專門知識是不足夠的。因為如此，學者只會變成一台有用的機器，而非具備完整的人格。學者必須才德兼備，與美善為鄰。徒有專門知識，只不過像一頭訓練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學者必須瞭解人類的渴求、理想以及痛苦，這樣才能在群體與社會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這些寶貴的經驗，只 能在與 老師日夕親炙時學到，並且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過度強調學術上的競爭，為了立竿見影而過早地專門化，兩者只會扼殺了整個文化賴以生存的精神，最後就連專門知識也不能發展了。”
美國的大學吸取了德國與英國大學的所長，美國學者佛蘭斯納在1930年就提出大學必須是個有機體，應當探討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藝世界的種種知識。他強調大學應該是時代的表徵，他不以為大學應該跟隨世界的風尚；但他也不認為大學應該是象牙塔，他認為大學應當嚴肅地、批評地把持一些長遠的價值意義。
1963年，加州大學校長柯爾(C. Kerr)寫了一本書《大學之功能》，指出當代大學必須提供多元化的課程與活動，發揮多元化的需求。因此，他提出將加州的大學分不同層次，除了現在的加州大學以外，還要有比較注重專業發展的大學。這種新的操作對整個美國的大學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次世界大戰後，通訊工具的發展一日千里，實在非古人所能夢見。電話、飛機、互聯網等使世界大大地縮小了。全球化使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知識在人類各種活動中更顯重要。在這樣的形勢下，大學必須培養學生放眼世界，開放思想，循多種角度思考。大學也要有雅量去容納一些知名學者，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背景各異，他們會對大學作出卓越貢獻。
我們必須分清哪一類教育是社會要求的，而且是社會真正需要的。很多大學依從政府、工業界或捐款者的“市場需求”辦事。我認為大學應該有自己的獨立見解，引領社會，它不應該在政府、企業或傳媒的驅使下迷失方向。
哈佛大學前任校長 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2002年在北大演講時，指出要花一段非常漫長的時間，才能估量一所大學對人類知識的貢獻。不僅如此，大學應該高瞻遠矚，誘導培育新的發明，發展可能影響深遠的思想，哪怕等到這些發明和思想開花結果，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日子，這便是美國大學深信不疑的理念。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它是行之卓有功效的。
古代之中國教育
在孔子之前，中國的教育概由官辦，目的是訓練貴族子弟治理國家。從孔子到秦始皇這段時期，求學之風大盛，教育以個別名師為中心。在名師門下就學者，成百上千。他們來自社會各階層，貧富均具。孔子說過，只要能付束脩(學費)的，他都願意教導。
在這五百年間，諸學蜂起，百家爭鳴。我國的學術自由，思想創新，皆臻極致。與古希臘相比，誠然其精神及重點不同，但是其豐碩的成果與之相比，卻不遑多讓。
諸子百家的學說，有許多為秦漢所襲用。然而自始皇統一天下，政府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始皇焚書坑儒，便是最極端的例子。秦代回復東周以前呈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局面。
泰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韓非子：“民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武帝獨尊儒術，設立太學，培養儒生。有漢一代，太學曾有多達一萬多學生，占地廣袤。學生之中，亦不乏來自域外者。
這種教育體系，自漢末衰微，但復興于唐宋，其建制經歷朝至近代而不衰。
科舉制度則始於漢代。這種科舉制度有利於政府廣納良材，鄉鄙隴?有能之士，一朝中舉，即登廟堂。這種制度對維繫整個國家的大統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沒。
縱然如此，無論科舉或太學，其考核教授內容皆局限於朝廷認為有利於治國的科目，故此，要追求創新和抽象的思維並不容易。
與此平行共存者，另有一教育系統，由大儒或佛寺道觀所創立，學生門徒也不少。他們自發機杼，創門立派。但由於人手資源不足，學生知識面並不寬廣，但很多重要的哲學思想、科學成果都由他們得出。
中國古代的學術研究很多是在官方的機構進行的，這是因為主要的圖書典籍都保存在官方。從周朝以來，司馬遷寫史記，包括二十四史的寫作，基本上都得益於官方的典籍和官方的系統研究。除了史書以外，還有天文曆法(有欽天監)、農田水利(有大司農)等等。中國出名的兩個最重要的古代數學書籍——《九章算數》和《周髀算經》的寫作都是由官方完成的。另外，還有貴族和民間藏書引起的重要學術研究，舉例來講，有呂不韋、淮南王劉安等。著名的著作如《呂氏春秋》、《淮南子》、《考工記》等。
政府對學術研究的貢獻是巨大的。
現代之中國大學
到了19世紀末，中國傳統教育不足之處顯露無遺。而中國亦開始採取歐洲的教育體系。然而，傳統政教不分的陰影仍揮之不去。教育未能獨立於政治。中國大學仍然熱衷於把政治和學術掛?，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個政府部長為榮。
舉例來說，某名校百年慶典，其中政府高官雲集。它的大學手冊有如下的句子“大學建立之初，不僅是當時中國的最高學府，而且是中國的最高教育行政機關”。
美國頂尖的學府同樣渴望其學生能當上未來政府的要員，這是毋庸置疑的。但與此同時，它們還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標，在科學、文學藝術、工程和醫學上的創造發明，比培養官員更為重要。
時至今天，我國的大學確是為社會培養了不少人才。幾年前一位教育部負責人就曾對我說，在一段很短的時期，大學畢業生的數目就增加了五倍有餘。當然，“大量製造”大學生對社會的貢獻良多，但教育的素質卻有待改善。
當今有名的學府，大多草創於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許多政府要員也畢業于這些精英學府。這些學府大部分是國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國的基督教團體和庚子賠款基金所資助，如聖約翰大學和清華大學便是。
和美國的私立大學一樣，這些私立大學名聲卓越，學術自由風氣頗盛。抗日期間，名校如西南聯大和浙大皆在極度困乏的環境中作出一流的研究，培養出最優秀的學生。
究其因由，實在是由於自北往南顛沛流離，師生歷盡艱辛的同時，又得飽覽神州大地。是時我國有為日本侵略者滅族之虞，師生痛惜陸沈，故此奮進不已，思為我中華文化集薪傳火。雖然薪金低微，但他們努力不懈，諸子爭鳴。尤其重要的是，很多教授正當盛年，剛剛從歐洲或日本學成歸來。他們熱心將其所學傳授給學生的同時，也渴望尋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發現和創新的師生，還有什麼能阻礙他們創造頂級水準的研究呢？
解放前由於政局不穩，學術氣氛濃厚不再。很多出色的學生教授都離開了中國到美國去了。
解放初期，事事以蘇聯為師，高等教育亦不能倖免，於是局面大變。政府對學生的意識形態控制甚嚴。比如說，為了把教授學者的地盤連根拔起，他們被分派到新的專科大學。以科學、文化和技術超卓的清華和浙大，都轉成工科大學。
文革的影響
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的研究水準與西方比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文革”使這些進展付之一炬。
“文革”結束後，教授已感到韶華不再，他們膽顫心驚，不願意從事具有創造性的工作。
在“文革”期間成長的一代，並無機會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革”時，學生專注于人際關係多於學術成就。“文革”遺留下來的風氣手法，至今餘風仍在，尚未完全消失。
另外的困難是對大學的資助不足和對西方教育的理念認識不深。“文革”後遺的不安全感在大學中影響很大。現在父母都要把孩子送出國。大量優秀的年輕男女跑到美國學習，盛況空前。
當下國內年輕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來訪教授的賞識為榮。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討好這些來訪的教授。創新已經不是作研究的首要目標。
我想，無論是教授或學生，都要按他們的興趣去從事創造性的工作，這才是最重要的。
教授入息菲薄的情況，直到本世紀初尚是如此。過去十年經濟環境的改善無疑是最大的變化。年輕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畢業生也較願意考慮回國服務。但缺失還是不少。
中國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
中國教育體系亟待解決的，有下列幾個問題。
首先，人才凋零，尤其缺少富有創造力的年輕學術領袖，他們可以激勵其他年輕教授和學生奮力向前。
其次，資助不足。中國對精英大學撥款的數目，比美國主要大學資金的十分之一還不及。
第三，評審制度不健全。當人才或資助不足時，同行評審制度便漏洞叢生。對以從事研究為主的教授而言，研究基金絕對是不可或缺的。從研究基金中取得的資助，往往比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資助，其結果不堪設想。由於這些基金掌握在國家，或更確切地，在一小部分院士和政府或大學行政人員手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絕，便形成錯綜複雜的學術界政治。
相關行政管理部門嘗試用公正的準則來評比教授。為了公平行事，它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按論文的數量、SCI 引用的頻數等去為研究打分。最近，它甚至要求每所大學的教授填表去評估其他大學。這種做法既涉及大量文字工作，又使原本已夠複雜的政治關係更複雜。對要創造良好的研究環境而言，這種做法並不是健康的。
上述以數量為標準的評審制度，雖貌似客觀，但卻與孔子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馳。除了“有教無類”外，孔子還以為要“因材施教”，即因每個人的出身天賦氣質等進行個別教育。
如何鑒定“質”而非“量”，恐怕是現今中國教育的最大難題。我相信當政者都瞭解到現行的評審制度要加以改進。光是以量為判別標準不是解決問題的最終方案。但是，如何去落實一種以質為基礎的評審方法非常困難。國內世界級的專家寥寥可數，更使這種評審方法無法服眾。
中國教育與學術機構往往以外人不瞭解中國國情為理由，拒絕讓他們參與同行評審制度。這種看法，完全無視科學不分國籍和種族的科學精神。不在前沿工作的科學家往往拿出評審制度乃是中國的事情，外人不得參與的口號作為擋箭牌。講到底，堅持這種說法的人，不外乎或是懼怕他們研究的細節為人所知，或是希望保持他們對基金或學術事務上的影響力。
第四，人文培養的缺失。1951年在紐約倫理文化學會成立75年時，愛因斯坦寫信致賀。他在信裏說：“藝術的終極目標，乃是達善臻美，而科學的目標則稍為不同。誠然，瞭解人類極為重要，但是如果在這種瞭解中並沒包含與人共憂同喜的憐惜之心，它只是徒?空言。……當今政治局面令人畏懼的爭端，正是由於我們的文明忽略了這一點。沒有‘倫理文化’，人類永遠沒有救贖。”
借鑒歷史，我們該當知道成功之道，並且避免由社會和研究的種種劣行而導致的挫敗。關於古典文學的重要性，愛因斯坦在1952年時這樣說：
“那些唯讀報章和當代作家的代表作的人，依我看來，就像是自己是大近視卻又厭惡眼鏡。因為他從不看遠一點，聽多一點，故此他全為偏見和當下流行的事物所蒙蔽。一個人無論是多聰明，如果他從不放棄融匯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他只會是枯燥無味。
百年之間，只有少數人天資英明、思想超卓、品位獨特。他們的作品流傳下來，委實是人類最可貴的寶藏。
中國歷史上文學作品浩如煙海，年輕的一代必須學習品嘗。我們要建立一套道德標準，要培養一套為人類服務的情操，還要具有尊重理性，為尋求真理純美而探索東西哲學文學歷史的激情。學者的責任，乃是提供及帶領社會去賞識藝術及人文。
第五，開放性、普識性不夠。古時大學又稱“大講堂”，意指一個接待世界各地學者及學生的地方。
美國的大學自上世紀起就採用了一種開放政策，全球各地精英學者都歡迎來此交流學習。
“文革”結束後，中國也實施了開放政策，導致經濟上的飛躍進步。可惜這種開放政策在學術界並沒有得著，畢竟在學術界管事的都是上一輩的人，他們要看見四周都是國內學者，或者是自己的門人弟子，心裏才會踏實。
訪問中國大學的學者一年比一年多，但是進入大學的常規學生與美國相比數目還很低，對研讀理工科的學生而言尤其如此。
在當今大學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教授，其互動往往擦出火花，但在中國，這種作用並不多見。大部分學生對閱讀英文書籍仍然覺得彆扭，而西方的經典，無論是關於文學、哲學、科學還是工程的書籍，已被翻譯為中文的數量並不足夠。
現今時代通訊快捷，很大程度減輕了中國學者孤立的局面。舉例來說，現在要尋找諮詢或參考材料，就比過去容易多了。但過去二十年間形成了這樣的潮流：在網路上刊載的評論和文章以快為主，它們往往缺乏深度。人們沒有深思熟慮，就快快下了結論；思想還沒有醞釀成熟，便趕忙把文章上傳。網上的研究論文錯誤頻繁，正因為它們沒有經過審閱。
中國學者在有效地利用互聯網的同時，應該留意到它的缺失。
第六，研究與教學脫節。在一段長時間，在中國作研究的教授都認為他們唯一的任務乃是從事研究，對教學不屑一顧。其實教學相長，我覺得大學沒有要求每個教授必須教課，是愚不可及的。我認為適量的教學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學不只可以支援研究，而與年輕人相處的過程中，往往亦能迸發出新鮮的想法。
第七，資深學者行政任務繁重。由於官本位的思想作祟，當某學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後，最常見的獎勵便是將他提升為系主任或所長，不久之後更升遷為政府高層。這些出色的學者肩負行政重擔。
這些職責對大多數人來說無疑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因為行政人員能從政府處得到不少好處，同時他們也擁有影響其他學者的能力。
但是，行政上的文山會海，上下級的送往迎來，都繁重得令人透不過氣。再者，政府還會定期聽取他們的意見，這實在花去了不少時間。
由於這些學者往往是一個科研組的領導，為了獲得撥款資助，他們很難去拒絕這類任命。
在這樣緊張繁重的工作環境，很難想像這些學者仍能堅持其研究，發表具原創性的工作。
在很多方面，中國的大學都與前面提到的巴黎大學相似，所不同者，是某些官員和某些院士取代了教會的角色而已。縱然如此，中國的領導人還是熱切期望再花十年光景，中國學者就能獲得諾貝爾獎。
但從另一方面看，我們必須看到獲諾貝爾獎的發現來自政府管理的研究極少，大部分發現都是科學家在無意中得之。要培養這樣的研究環境，就要科學家有充分的自由去選擇研究專案，就算他的研究理念和方向與眾人相異，也不橫加干涉。
可惜在今天中國的科研體系中，如果有如此特立獨行的教授，那他就連過普通日子都有困難。
可是中國確實有能力辦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就是典型的例子。
除了培養人才外，高等教育也須以獨立客觀的方法樹立道德的典範，尋求人類互惠並存的原則，揭開大自然的奧秘和抒發人類內心的感情。
故西南聯大結束時， 馮友蘭 先生指出“聯合大學以其相容並包之精神，轉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宋儒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不亦宜乎。
我的建議
第一，建立一套基於東西文化為基礎的世界文明。今日的西方文化發源於古代希臘、埃及、基督教及巴比倫等文化。而東方文化如印度、穆斯林、中國等文化亦同樣深厚，影響至?。它們歷史悠久，曾經風光一時。
這些文化的共存或融合，除了在經濟和政治上具有深遠影響外，對整個人類文明的貢獻難以估量。怎樣去透過相互的瞭解和從本身的價值出發，消弭當今不同文化間的衝突，乃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崇高任務。
佛教於西元1世紀傳入中土，到了宋明學者始能奠定儒教共存的基礎，其間花了上千年時間。中國文化具有容納其他文化的獨特性質。要建立一套放諸四海文化皆通的倫常體系非常重要。這個理想不單要靠哲學家，也須依靠各門學問的專家，比如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意見。
第二，透過科學和藝術使學生懂得欣賞自然的真與美。年輕學子要培養出對科學藝術中的基本問題的濃厚興趣。學術大師要被介紹到國內，而本土亦要培育出學術大師。這些學術界的領袖會指出正確的研究方向，找尋需要解決的適當問題。
第三，與社會互動。大學固然要為整個社會服務，但是，應該由大學本身去決定社會需要什麼，而非盲目地滿足社會的要求。不這樣做，大學便會淪為政府、軍方、工業界或捐款人的工具。
大學在支援技術開發當中，不應該從事具體的管理或成品的開發。在1990前後很多中國的大學曾嘗試這樣做，但都沒有成功。
嶄新的技術對基礎科學的幫助甚大，它一方面提供了新的工具，另一方面又給基礎科學提出新的課題。反過來說，絕大部分技術方面的突破都來自基礎科學，中國的大學應該專注於發展跨越基本科學、工程技術、人文藝術等學科的綜合領域。
近代教育家往往因為大學太過偏重理論教學，實務教學不足，以為大學應當對產業界負責任，替產業界全面培養人才。下圖表是一個近代教育家對傳統和近代教育的一個比較。
我認為傳統大學有很多好的地方值得學習
在當下中國的研究型大學裏，傳統比現代大學的理念更為重要。我個人反對在研究型的大學裏將知識商業化，將知識商業化的後果對創新是不利的，社會不可能有大進步。
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在1921年開學時說：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達於學術獨立境界；人類生存世界貴有貢獻，必能盡力致用方不負一生歲月；學術獨立斯不難應用，學術愈精，應用愈廣。
葉校長這個演講值得工科大學借鑒。
第四，學術自由。學術自由乃是上述建議的前提，沒有學術自由，什麼都辦不了。
要有學術自由，就必須有院校自主。完全開放的、形態調控的大學在當前中國並不能一蹴而就，過於急躁、沒有計劃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社會的不安。
學術自由每每與其他形式的自由混淆。必須講清楚，這裏所說的是：建立一個環境，使創造性的思維變得可能。 蔡元培 先生在北京大學任校長時，禮賢下士，在校園裏容納不同的聲音、相反的意見。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二戰時期的西南聯大。這是中國大學的黃金時期。
只有容許學術自由，學者的知性品格(intellectual integrity)才能受到尊重及保護。學者應當坦誠地追求知識，發掘新意，甚至犧牲個人的利益。當前，中國學者的知性品格仍有不少待改善的地方。
美國社會學者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在《十七世紀英倫的科學、技術及社會》一書中討論到清教徒的價值觀對17世紀英國科技發展的影響。他指出一個有意思的事實，那就是在當時68位皇家學會會員中，竟有48位清教徒。
我相信只要一位學者心無欲求，品格高尚，那他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往往得到成就。就如本人在哈佛的同事中，具清教徒精神的也大有人在。
第五，建立一個公平和合理的評審制。在20世紀，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湧入美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美國社會和美國大學提供了比其他國家更優厚的機會，使這些人才能夠發揮他們的所長。這個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評審制度。這個制度在中國是有機會達到的。30多年來中國體育的長足發展就是一個例子。撇開對體育成就的爭議，對學術成就公正、合理的評價卻影響整個民族前途，不可輕視。
第六，鼓勵激情和夢想。惟有激情的奮發，青年學者始能夠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邁進。要教育下一代確立崇高的志向。
學懂技術以謀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抱負和夢想。記得在上世紀50年代蘇聯發射人造衛星比美國早了一步，給美國科學界和政界以極大的刺激。很多學者抱著極大決心要迎頭趕上，他們很快就達到第一個踏上月球的人類夢想。在這點上也可以看到政府鼓勵的重要性。
在上個世紀，由清華大學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及由南開正式成為大學，到西南聯大極盛時期，也不過是40年不到的光景，改革開放到今天也有30年了，我渴望在短期內能夠重見當年西南聯大的風采，不單是一個西南聯大，也應該見到十個二十個西南聯大這樣的大學。
(本文由本報記者王丹紅根據作者2008年6月2日 于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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